加强对东欧、俄罗斯历史和历史学的研究

1978年到1982年我和大学同学们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念书时，很怕读当时能够找到的中文参考书，其中绝大多数是翻译过来的苏联著作，行文比较枯燥，观点也不免教条。然而，这些史学研究成果体现了苏联同行们可以和西方学者相媲美的扎实学术功底，帮助改革开放后头几届的历史系学生掌握世界历史研究的基础，而我们的许多教授也是通过借鉴苏联学者的研究把在旧中国几乎不存在的世界史专业建设成囊括各地区各个时期的完整体系，周一良教授主编的《世界通史》就是这一划时代成就的结晶。五、六十年代有不少人留学苏联名牌大学，攻读历史学，成为我国世界史和苏联东欧史研究队伍的骨干。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所常用的参考书有苏联出版之多种断代史、国别史和多卷本世界史的中文译本。大多数同学，包括我自己，学的第一外语是英语，对苏联历史著作的缺陷颇有微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都能阅读英文原著，很快就不太爱看译成中文的苏联历史书了，而俄文原作中出色的地方我们又看不懂，那时翻译界的风气已经变成主要介绍欧美的学术情况，很少再翻译新的、优秀的俄文史学著作。然后留学之风大兴，我们这些研究外国历史的青年大半出了国，去的又都是欧美，主要是美国。在过去的20年里，欧美学者来华讲学的很多，前苏联学者来的不多，派往东欧和前苏联留学者很少有学历史的，要有也未见学成归来。就这样，苏联历史学对中国年轻一代外国史学者的影响逐渐减弱，在有的领域甚至可以说消失了。

苏联史学影响在中国的起落有学界所无法控制的历史和政治因素，不必赘述，但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讲，这不是正常健康的现象。80年代以前史学界机械、模式化和视野狭隘的问题不能说与苏联史学的引进无关。苏联史学家有教条主义的痼疾，但一般重视原始材料和语言工具，所以和西方史学家有对话的基础，在学术上能够与他们平等相处。我国第一流的学者也具有优良的学术素质。然而也有一些外国史研究者却把历史研究变成有论无史的空谈，甚至有不学外文、只读中文马列著作的教授。这些人的低劣学风降低了世界史研究在我国学术界的地位，并且招致严谨的中国史学者公开或私下的批评。苏联史学代表历史研究的一个独特流派，对他们的长处我们在五、六十年代并没有认真的学习，他们的毛病反倒对我们产生影响，很长时期内史学界又忽视西方史学的动向和成绩。在某种意义上，现在的情况好像是颠倒过来了，欧美的史学流派和方法论风行一时，在西方留学而后归国的博士络绎不绝。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历史学动态却少有人问津，研究东欧和前苏联历史的队伍日显后继无人，特别是缺少精通俄语、深知俄国状况，在理论和史料两方面有系统训练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且不说地缘原因要求我们深入了解东欧和俄罗斯的历史，从而理解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现实。从建设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角度，我们也必须重视东欧、特别是俄罗斯的历史学。我国一些优秀专家的成就证明，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外国史研究必须借鉴东西方的学术传统，而不是一边倒。例如，北大历史系的张广达教授及其学生王小甫教授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徐天新教授对苏联史和欧美现代史的研究，马克教授对西欧封建社会的研究，都使用俄文和西文的材料和参考书，体验多元的学术境界，其学说史的视野横跨东西方，最终得出的是中国学者自己的结论。这一群杰出学人的功底，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晚近留学欧美的博士们力所不逮，标志着我国外国史学科发展达到的高度。

所以，各种学术传统之间不应该有人为的壁垒，而目前轻视东欧和俄罗斯历史和历史学的倾向日益严重，西方史学及其方法论的影响缺少平衡的力量，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现象，长此以往，不利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

其实史学界目前并没有有意识地冷落东欧和俄罗斯历史研究，出现片面重视西方史学的一个客观原因是学俄语的学生太少。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世界古代史、德国史、法国史、拉美史等专业。世界史其实是外语专业和历史专业的相加，而沿用至今的教学规程只是把外语教学作为点缀，世界史专业的学生并没有特殊的外语学习条件。以四年制的本科教学而言，如果不冲击历史课程学时，也不可能挤出充足的外语学习时间，这恐怕是我们长期不知如何提高世界史专业学生外语水准的原因。看来摆脱困境的办法必须是革命性的，也就是把世界史专业办成本科生和硕士生一贯制，学制七年，前三年在外语系学语言，后四年在历史系学专业。如此，就不会再有外语系本科生到历史系读研究生而缺乏系统历史学训练，不会再有历史系本科生读俄国历史研究生而不懂俄语，世界史专业可以开始培养一批和我们的中国史专业学生业务实力相当的人才。而且，世界史专业对考生的吸引力会因此大大地增加，招生的分数可能会提升，毕业学生竞争就业的能力也会有所改善。